- 前言 讲个故事给你听
- 满仓狂徒
- 市场给我一切
- 这个”赌徒“不太冷
- ”香港（股市）就是我的提款机“
- 争分夺微秒的游戏
- 爆仓洗礼
- ”弃业律师“
- ”杀人“现货
- 婷姐的高频人生
- 挑战私人银行
- 为”债“痴狂
- 知乎”大神“
- 数字游戏
- 奋进的保安
- ”野生“女交易员
- 享受孤独
- 该我们了
- 永不嫌多
- 摆脱”安全感“，走出”动物性“
- 为速度而战
- 以期货为生
- ”囚“室里的北京梦
前言 讲个故事给你听
坦白地说，我们从未试图在采访或叙述中表达对于交易策略的挖掘欲望。在交易市场中，每个人的路径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复制。
相较而言，我们更关注市场参与者在资本市场沉浮的体验，他们面对财富快速增长或巨额亏损时的反应，以及盈亏和金钱数字这样单调的评价标准对人的异化。
“交易门”的系列采访从上海开始。我们希望花三五年时间，去跟踪记录中国资本市场活跃个体的发展轨迹，真实地、不加藻饰地呈现这些人物的故事。
满仓狂徒
徐宁有一个做期货的朋友，400多个交易日算下来整体没有赚钱。但他没有改变自己的方法，继续遵守既定的策略，在随后的半年翻了5倍，赚钱的半年发生在2014年。也有人跟他这位朋友处境相似，但只熬了200多个交易日，垮掉了。
2013年春节之后，徐宁的程序化交易表现趋于稳定。当时他在一家手机游戏公司管理20多人的团队，年薪近30万。徐宁自公司初创阶段就加入，他的工号是005，当时公司已经发展到200多人。
但他喜欢自由的生活，也不喜欢做管理，股票开始挣钱之后，就再也没有心思上班了。
2015年6月初，徐宁和太太在浦东新区选定一套2000万出头的房子，并付了定金。徐宁在上海的郊区长大，喜欢带院子的大房子，喜欢养狗。要是靠上班挣工资，这个梦想不太容易实现。新房有100平方米的花园，刚敲定他就决定领养一只金毛。
7月初，这个账户就打了5折，“腰斩”正式完成。亏损最多的一天，徐宁手上大概有160只股票，本来计划准备通通割掉，收盘后发现139只跌停，没卖掉，停牌6只。单日亏损的峰值是近700万元。
股灾以来，除了股指期货贴水严重期间做多过一阵股指期货，其他时间徐宁都是满仓股票。他从不相信有几个人能真正看见大趋势，预测股灾。“真能判断明天股灾，为什么都只是在那里口头说说，不加杠杆去做空股指？”
2015年6月初因为买房向银行出具资产证明时，徐宁还没有从账户提钱跟朋友分红，他的账户还有8000多万。到8月贷款下来他再出具资产证明时，账户已经只剩2000多万了。到年底重回3000万以上，1月马上再来一个月的暴跌。
徐宁毫不讳言自己是个懒人，上班时不想加班，炒股后不想上班。股灾半年，他都没有优化过自己的策略。
曾经有朋友建议徐宁也做一家私募基金，但他觉得自己玩玩就好了，不想给别人管钱。在资金量少的时候，衡量预期收益和风险，徐宁宁愿借钱（融资），满仓加杠杆，他看不上发产品那20%的业绩提成。“小容量、高收益的策略天然不适合对外募资，所以我坚定地借钱。”
市场给我一切
关工谈到1999年一只钢铁股的坐庄案例。庄家把价格拉到理想位置，但出货困难，心一横，继续疯狂拉升，随后狂跌至原先想出货的价位，顺利完成出货。
“那是非常经典的案例，你根本看不懂为什么价钱就涨上去了，为什么又跌了。”关工说，这是在对人性有了透彻的理解后实施的精准打击，散户完全应付不过来。2元涨到10元，散户嫌高，不敢进，那庄家就让你看看，这只票可以很快涨到20元。当价格从20元再掉到10元的时候，就有人等不及要去抄底了。
2009年7月，关工的朋友给了他2000万资金让他负责下单，但所有的命令都由朋友发出，关工只负责执行。他的这位朋友在期货界以做铜闻名，2008年经济危机后完成了一波疯狂做空获利。关工自掏腰包400万，跟着朋友的节奏进退。到2010年1月，因为疯狂做多获利，朋友的2000万做到1.86亿，关工的400万做到近2800万。
2015年12月，关工接到杭州一个朋友的电话，2000多万资金浮盈加杠杆，这一年做到8个多亿，12月份平仓出来只剩下800多万。“他打电话过来都是哭腔，我说你还有800万，已经比很多人好了。你自己把杠杆放那么大，怪哪个嘛？”
2016年1月的熔断，他有超过10%的回撤，跟市场的剧烈波动相比算得上波澜不惊。“学费以前都交了。”关工说。
目前关工管理的资金超过两亿，松散合作，20%～30%的利润分成，没有管理费。随着资金量的增加、接触圈子的变化，关工的思路也在转变。“最终还是靠圈子、人脉，在中国做生意都是一样的。”现在他是有把握的项目才做，没有把握就休假。类似宝能、万科的争夺，他碰都不会碰。他把那比作神仙打架，凡人不要瞎掺和。
“投资这件事，不看你赚多少，看你活多长。”关工说，“我的一针一线、一砖一瓦、一颗螺丝钉都是这个市场给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赢家，那我们就看谁活得更久。”
这个”赌徒“不太冷
2012年年初，在香港生活刚满一年半，有着体面工作、稳定收入的上海小伙YY告诉家人，自己打算从当时任职的金融机构辞职，去澳门当一名职业德州扑克牌手。他想一边当职业牌手，一边做股票投资。这两件都是让他心醉的事。
这一年YY34岁，他的儿子刚满三岁。他不是富二代，小家庭的积蓄只够支撑全家在香港生活几个月。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YY在一片反对声中坚定地做出全职打牌和投资股票的决定。他说自己以前所谓的成绩，完全取决于身边人的赞许和认可。自己被这些外围评价裹挟，没有深层次地思考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你足够自信，就不需要依赖别人的赞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回顾当初的选择，YY说。
2015年冬天，YY一边做着股票投资，一边保持着每周在澳门打两三天牌的节奏。
与刚开始职业牌手生涯时“睡醒就打，打完就睡”的状态相比，YY现在打牌保持着规律作息，每天早上吃早饭，看新闻，研究股票，做瑜伽或者长跑，之后才去赌场打牌。
前两个月他没有赢，第三个月到第六七个月，YY开始盈利，并且越来越多，从每个月一二十万，到每个月50多万。
职业德州扑克手的经历让YY认识到，不管是投资还是打牌，任何时候都要把风险放在第一位，不能冒本金严重亏损的风险。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但你知道一个道理和你可以做到，这之间的距离有这——么——大。”讲到这里，YY张开双臂，比画出五个大西瓜的距离。
就投资标的来说，YY主要投资大公司，因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大公司的信息披露比较完善，信息渠道上不会有任何劣势。
YY不认为打德州扑克是赌博。他说：“一个游戏本身是什么，取决于你怎么做。不管是股票市场还是德州扑克，关键的是参与者以赌徒的心态和方法去做这个事情，还是有战略、有计划地去做。”
“YY把打牌的心得、感悟，包括自己的底牌，全部非常真实地记录发表在论坛上。读者可能包括他的竞争对手。其实打牌非常忌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套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这样做。”
YY很感激自己在管理较小的资金时，能经历这样的挫折，“它会让你在管理大资金的时候，避免犯致命的错误。”
自开始做资产管理以来，每隔半年，YY都会总结和修正自己的投资哲学。
他感到自己过去太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急于把资金规模做大。现在他知道，“做稳收益，控制好回撤”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香港（股市）就是我的提款机“
除了看不懂的行业，查尔斯还尽量避免民营股。因为相对于国企股，它们有更大的动机去做假账。
“文化大革命”期间养成的阅读习惯，让查尔斯在投资过程中受益匪浅。他广泛阅读，独立研究自己想要投资的公司。
虽然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价值投资”，但查尔斯坚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股市最终会从赌徒市场成长为投资市场。作为巴菲特式的价值投资者，他的投资风格就是“买入，然后持有”。这样的投资理念决定了他极低的换仓率。他通常持有不超过25只股票以及一些债券，每年换手率不超过20%。
在2015年的采访中，查尔斯提到自1997年以来，自己在港股的投资收益率超过了巴菲特的28%。他说：“有时候香港（股市）就是我的提款机，我知道它能给我疯狂的投资回报。”
国企可能会有贪污，会有低效率，这些我都承认，但国企股依然是值得投资的。我认为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还很多，空间还很大。政府会竭尽全力保证国企机器的运转。
争分夺微秒的游戏
虽然专业是环境工程学，但李奥喜欢捣鼓电脑，打游戏，写代码。很快，他就成功学会了用C#和Visual Studio编程。不久后，他接了学校附近一个小IT公司的外包活，挣到了人生第一笔“可观”的收入——2000多元人民币。当时，李奥在学校吃一顿饭只需要五六元钱。
李奥在江苏农村出生长大，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从小跟弟弟和爸妈住在一栋红砖砌成的平房里。他对童年最深刻的回忆是，下雨时屋顶漏水，雨水滴滴答答打在地上，他和弟弟就赶忙用水桶在屋里接水。
从大学毕业到自立门户，李奥职业生涯的起伏演变，也就是他不断探索自己作为一个程序员的“意义”和“成就感”的过程。
这几年，上班之余李奥也没闲着。他一直在狠下功夫补自己的短板——金融专业知识。他花三年时间考下了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并主动学习公司财务报表、股票、衍生品定价、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2014年，李奥离开摩根士丹利（香港），加入香港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老板允许李奥搭建交易团队，并承诺注入1000万资金给他管理。
在不断的挫折和试验中，李奥觉得自己的交易能力在提升。但老板承诺的1000万资金只到位了一两百万。老板对李奥的交易也一直比较紧张。“如果哪天亏了一两万，老板就要来找我谈话。硬件和数据上比较大的初始投资（几十万）也一直没有争取到。”李奥说。其实老板看重的是P2P业务，他认为交易的摊子很难做大。而李奥一心一意只想做交易。2015年春节后，李奥觉得自己大概可以挣钱了，辞掉了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工作。
跟互联网公司分手后，李奥自己投入了几百万的起始资金，在家里想了几个简单的策略开始跑。
让李奥欣喜的是，他的策略很快开始赚钱了。最开始，他每天能赚三四万，后来盈利稳定提高。“刚开始一天赚的钱是（以前）一个月赚的钱，后来有一天赚的钱相当于（以前）一年的收入。”
不停研发新的、赚钱的策略是李奥永恒的挑战。
高频交易复杂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由专业的交易员发起。正如美国作家麦克·刘易斯（Michael Lewis）在他的非虚构畅销书《高频交易员》（Flash Boys）中所说，数据传输的速度决定着交易的价格。交易员们不顾一切，拼的就是速度。而在美国，这个竞争已经到了微秒的级别。
在互联网金融公司做交易时，李奥用的是“很烂”的系统、机器和数据。在测试时，哪怕把滑点等因素考虑进去也是赚钱的，但是到了实盘就不挣钱。“后来看，就是慢了。”
这次教训后，李奥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去研究CPU和系统。他慢慢领悟到，高频交易拼速度，写代码可能占50%，但外围因素也很关键——机房、机器，对各种系统要求都很高。
R是李奥的大学同学。大学时代，李奥迷上打游戏，从大清早打到半夜，那时R常去实验室给李奥送饭。对游戏的执着让李奥一度严肃地考虑走职业玩家的道路。他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那条路战线太长”。反倒是因为打游戏打得大四期末考试不及格，他推迟了一年才毕业。
中金所2015年夏天为了打击市场的“投机氛围”，采取了调高交易保证金，提高手续费，限制日内开仓量等一系列严格的管控措施。从9月7日起，中金所开始对投机户进行限制，持仓保证金提高至40%，平仓手续费提高至2.3‰，单个品种单日开仓交易量不超过10手。市场的成交量降低到不足以前的1%。
爆仓洗礼
在做股票之前，王轩跟一个做IT的香港老板跑关系，做项目。刚开始老板承诺，做成某个项目，工资、股份都不会亏待王轩。但在事情有眉目时谈到涨工资，老板答应他从9000港元涨到10000港元，合作就这么结束了。
2014年夏天，银行、券商连续涨停的时候，M意识到牛市来了。他等这样的机会已经等了八年。
随着账户净值不断创新高，王轩自信得无以复加。家里大小事务也突然变得不容争辩，他说什么就得是什么。他的女友G给我讲了一些细节。他们去香港逛街，G看中一款包，在两种颜色之间纠结。王轩说，都买了不就完了！G觉得都挺好看，但有种颜色跟她的钱包不搭。“那就再买个钱包。”王轩说。去店里挑衣服，他们都直接选最新款。那时候G觉得，家里有王轩，她的工作也就随便做做，挣点零花钱就好了。
6月15日，股灾降临。传言、恐慌，市场疯狂踩踏。回头去看，王轩说，很多右侧趋势交易者在6月17日就已经离场了。他一直抱着侥幸等待，因为上涨中突然“闪一下”的表现，之前也有过。不过这次，市场完全变了。没利好要跌，有利好也要跌；蓝筹股跌，小盘股也跌；国家队救市，市场依然要跌。期间舆论不断，寻找造成股市下跌的真凶——恶意做空、程序化交易、股指期货。王轩还接触到一些捕风捉影的分析。
股灾刚开始那一阵，还有在国外的朋友跟王轩聊天，说大盘跌破20日均线，是标准的牛转熊形态。他虽然回了“谢谢”，但心里很是不快。
其实当时要是铁了心斩仓，王轩还是有机会跑掉的。不过他没考虑跑的事情，他一直想着去抄底。他中间来回倒了四五次仓，还觉得自己学精了，尾盘才去买。可惜这时候已经没什么基本面分析、技术分析可谈了，整个市场已经坏掉了。一不小心，王轩就吃个千股跌停。他的朋友M高峰期做到260万，跑得稍微快一点，离场时还有80多万。
信托公司说，补到0.9只需要20多万。几个月前，一天百十万进出王轩见得多了，20多万，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星期一开盘跌停，小票一直跌，一点翻身的希望都没有。”
收市那一刻，王轩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股灾后扛了两个多月，他的资金和精神都崩溃了。他那天在办公室抽了两包烟。“看着办公室的装饰、茶具，亏那么多钱，欠一屁股债，感觉很恍惚，不相信这是真的。”王轩说。
阳光化产品爆仓，紧接着就是管理的其他账户斩仓离场。你也许还记得，王轩5月份重仓的东方园林股灾前停牌了。所以虽然产品停止交易了，但投资人的钱还拿不出来。“现在净值多少了？”“为什么钱一直拿不出来？”“那只股票到底什么时候复牌？”总有人追问王轩，言语之间满是不信任。但是东方园林什么时候复牌，王轩哪里搞得清楚。他被这些不断重复的问题一直追问到12月。12月7日东方园林复牌，7日，8日，9日，连续三个一字板跌停，到12月10日才打开。当时他的操作权限已被冻结，信托公司每天挂个跌停价出货。
系统性风险，使得操作无法执行，策略失效。
从法律角度，王轩不必将净值补到0.9。但权衡再三，他跟朋友还是决定补。他们一人卖掉老家的一套房子——都是内地省会城市，跟朋友借钱凑了300多万，部分亲友的钱暂缓，扛过这一轮。收尾工作就是不断地还钱。
最恐怖的是刚开始你赚钱了，而你根本不知道钱是怎么赚的。
他根本不会认真思考市场环境、风险管理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赚钱都赚不过来”。
活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一定要对自己诚实，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一旦逻辑不连贯，这次做好了，下次还是会出问题。
”弃业律师“
李云1998年大学毕业，先当了三年中学政治教师。他2000年取得兼职律师执业证，2004年在上海某知名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学位，恢复律师执业证（读研究生时执业证注销了），但他不好好做律师已经五六年了。谈到当年跟自己一起在上海做律师的朋友，他说：“好的就不说了，我也做不到，普通的现在也都七八十万年薪。”
2008年年初，李云还卖掉了自己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三居室住房。我们几乎聊完他的故事他才想起这件事。李云的逻辑是这样的：“房子如果变现，我就有办法让这笔钱每年有10%～20%的增值——虽然当时还没找到办法。我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就这么简单。我认为房价每年有20%～30%的增长，不可能。”正好一位朋友搬离浦东新区，李云以低于市场价的租金租住了朋友的房子，直到去年年初朋友卖掉这套房子。
如果李云的房子不卖，现在应该升值四五倍了，当然这是后话。
回头去看，李云坦言自己过度依赖基本面判断，而忽略了中国在制度上的特殊性和人性疯狂的一面。
李云把卖房子的钱和家里的积蓄凑了凑，前后投入资金20万美元做FXP。不曾预料的是，他的交易很快陷入困境。65%那波盈利之后，直到2013年近5年的时间，他都在美股挣扎，之前的盈利全部回吐——但“应该没伤到本金”。
VIX指数又被称为恐慌指数，是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波动率指数，可以反映人们对未来30天市场波动性的预期。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家庭的顶梁柱，李云承受的压力不言而喻。“内心的压力很大，无所不在的压力。”李云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在夜里做梦，“很清晰地梦到”，自己已经40多岁了，不可能重新去做律师了。虽然现在仍然有律师执业证，但很多客户早就送给别人了。
2017年年初的一个早晨，李云开着十年前买的福特福克斯送太太上班。在拥堵的车流中，李云不经意间想起，十年前买这辆车花了14万，再加上税和保险，相当于当时世纪公园附近一套近100平方米的普通商品房的首付。现在这辆车开出来已经有些落伍，如果当时买的是房而不是车，可以增值数百万元。
李云原本希望做出成绩，募集资金做大规模，现在看来可能性不大。
重新思考股市之外的挣钱办法，做律师是李云能想到的唯一出路。
为了让自己更快地回到正轨，大大小小的案子，只要有机会李云都会接触。他对自己的年龄和状态有些敏感。做律师不同于其他业务，你不能登门推销自己。“做得很好的律师不会主动上门的。你主动上门，他们自然会认为你的业务不怎么样。我更不能说自己好多年以做投资为主，每年就做几个案子，那样会被直接踢出去。”
最近几年，李云一直给上海一家小型私募基金做法律顾问。他的目标是，以后每年能有一两个案子一审进入上海市的中级人民法院。
“从现在开始，我不去谈房价的走势。我完全承认，我真的不懂。我现在觉得很奇怪，那时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懂。在中国，任何时候你讨论房价都是智力的浪费。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影响因素我们清楚，但怎么影响我们不知道。总有一天经济规律会起作用的，但是我不知道它起作用那天我还在不在这里。”
李云现在的注意力就是解决现实问题，买房，换车。“十年前列了一二三四五，说房价要跌，现在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大嘴巴，我看不懂，无可奈何。”李云说，“我现在不去想了，这就是我走过的路。”
”杀人“现货
“您好，这里是××投资有限公司，请问您对黄金、白银的现货交易感兴趣吗？”
这些到处钓客户的人，都来自各种各样的现货电子交易平台。不少城市都有商品交易所、贵金属交易所、农产品交易所、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等。形形色色的投资公司——也称为“交易平台”作为交易所的会员，争取客户交易，自己赚取佣金。
墨有鱼最早进入现货电子交易市场时，身份是“经纪人”，也可以理解成业务员。
他自认不笨，但上学时吊儿郎当。高中时老师看他升学无望，劝他直接去念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再回来拿张毕业证。结果他没念好职业技术学校，也没回去拿高中毕业证。
这位四川小伙儿跑到浙江义乌去打工。他找到一个饰品加工厂，做戒指、项链、手环的焊接。他们早晨6点多就开始上班，忙的时候晚上要加班到10点左右。墨有鱼一个月可以挣到2300～2500元。
2011年回成都后，墨有鱼找到一家网游公司做业务。他的工作就是说服网吧老板在机器上安装他们的游戏。
墨有鱼到处找招聘信息，发现待遇不错且自己够得着的，就只有投资公司的经纪业务。
墨有鱼抓到第一个客户的2013年年初，拿到提成没几天，客户就“死掉”了。他依然记得，“助理”一直给客户打气：“放心了，给我拿着，没有问题的。”结果原油价格一再下跌，“助理”鼓励客户：“都这样了，肯定涨上去，有钱还可以加仓。”
现货电子交易市场的佣金（手续费）比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高。以白银为例，当时做现货电子交易，很多平台做白银的综合成本（双向）占保证金的10%～20%，也可能更多。
墨有鱼这位客户是青岛的一位建筑工程师，现在依然在做现货交易，但是不再听“老师”的意见。他跟墨有鱼依然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但拒不接受采访。
墨有鱼的客户和收入都没有像“助理”说的那样越来越多。他把大量时间都拿来看新闻，看行情，画K线图，学着公司的老师做分析。“助理”也没有信心再把他拉回经纪业务的轨道。“最后摊牌、辞职，结果经理告诉我，你明天就不用来了。”墨有鱼说。辞职顺利得超乎想象，不过“助理”要求他不能再联系之前的客户，“连QQ账号都上交了”。
墨有鱼的目标是3000万。他的逻辑是能从1万做到5万，就能从5万到10万，而且越往后难度越小。
最后墨有鱼没有变得“大不一样”，他没冲到3000万，还得老老实实回去找工作。谈到这段投资经历时墨有鱼说：“永远不要让自己爬不起来，留点本钱。不怕你本钱少，就怕你成功率不够高。另外就是，真做就要全身心投入，如果不痛不痒的，就不会长记性。如果你自己都不在乎，风险意识就会降低，那风险真的就要来了。”
几年下来，墨有鱼觉得自己的收获是“有点赌徒的感觉”。他变得不切实际，有点异想天开。他想过变身正规军，进证券、期货行业或者私募队伍。他承认自己跟正规军差距很大，有时候又看不上这些正规军，“股灾后一样亏钱”，但是他自己连考从业资格证的决心都没有。他考过一次，一门没过。
婷姐的高频人生
婷姐是个男人。
婷姐本科和研究生加起来共读过六所大学。婷姐亲切地称呼它们为内地的T大、P大、N大，香港某大学，美国“玉米地大学”“大苹果大学”。
“我们这类型的策略不讲回报率，只讲每年赚多少钱。”
“我们的程序连除法都没有，只有加、减、乘、if……”
婷姐做套利，不预测市场涨跌，“就看（价格）偏离之后你能不能抓到”。国内超高比例的散户结构让婷姐兴奋，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都是机构跟机构拼。婷姐坦言自己去这样的市场，可能也是传说中的“韭菜”。但在国内就不一样，在国内他是割韭菜那批人。
他从不担心没钱赚，只担心“被乱搞的人踩死”。
他见过10万股，公募的交易员可以输个“100000”一把拍出去的情况。很多交易员由于是关系户，所以根本不关心冲击成本，更别说一般意义上的散户。“冲击成本”是指在套利交易中需要迅速而且大规模地买进或者卖出证券，未能按照预定价位成交，从而多支付的成本。婷姐还见过交易员拍了“699900”，因为指头懒，不愿意动到“7”那个位置，敲“7”键指头要往上面挪。“但人家是董事长的侄女，无所谓。”说到这里，婷姐很生气，语速又加快了。
“做基本面研究的，你被假报表亏了，或者被融资盘平仓亏了，错误信息不能给你反馈。但我们错了，市场能够给你带来错误的信息。你改进代码，加快网络速度，很大可能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事。”他说。
交易方面，婷姐会逐渐往自营方向走。“接几个大客户，做个两三年就够了。我是图舒服，不是图大。”
挑战私人银行
2013年，曹晋波从投行辞职，在大家都还不太敢“吃螃蟹”的时候，和小伙伴在香港成立了“多家族财富管理办公室”（MFO），想要挑战私人银行的财产管理模式。
2016年年初，因为理念不同，曹晋波跟合伙人正式分手。合伙人想做渠道，他更想做投资，他把这称为“和平离婚”。
曹晋波的投资组合里面目前有8个公司，他大概每个月交易三四次。2016年1～8月，他没有一个月亏钱。
曹晋波观察到很多公司其实跟“散户”的行为模式没有不同，也不懂风险管理。所以，他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对客户进行风险管理教育。
为”债“痴狂
10多年前，Alan“赤手空拳”打入竞争激烈的金融行业。他大学念英语专业，没有任何金融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目前，Alan任职于某外资投行（香港）的私人银行部门，专做债券业务。
拿到客户的钱，银行主要在债券、股票、外汇、大宗商品四大资产类别里进行投资，其中债券占比又最大。
“中国公司由小到大，其融资步伐是不同的：小的时候卖股票，大的时候公司不愿稀释股本，就会发债。所以我当时的判断是债券在亚洲会有增长。”
可转债具有股票和债券的双重属性，当股价上涨时，投资者可将其转换成股票，享受股价上涨带来的盈利；而当股价下跌时，投资者可不转换而享受每年的固定利息收入，待期满时偿还本金。
“这个行业竞争很大，没有什么可以停止不前。你保不住现在的，只有往前冲。”
接下来连续一年，Alan坚持搭星期五下午4点的火车从巴黎回伦敦，陪太太和儿子过周末，星期一早上4点起床，乘5点的火车从伦敦回巴黎上班。
在欧洲生活了10年，Alan和他的香港籍太太起初对香港都感到不适，因为一切都那么“小”。即便如此，他俩还是找到了一套够大的公寓，把英国两米的大床运回新家的卧室，成功实现了许多香港人终生奋斗的目标——“三面下床”。
在这个金融资本掌握话语权的年代，Alan认为金融业是为数不多的让参与者观察到这个世界变化趋势的行业之一。
知乎”大神“
在2013年8月16日的“光大乌龙指事件”中，自动交易系统两秒内生成超过两万笔委托单，成交72.7亿人民币，当日盯市损失约为1.94亿元。
数字游戏
芝加哥大学MBA毕业后，小萨回到香港工作。她曾供职于私人银行，五年前成为一名卖方的销售交易员（sales trader）。
小萨的好朋友、活跃于深港两地的高频交易员婷姐说，销售交易员这份工作就是“面对机构客户的华尔街之狼”。
抛开销售交易员的狼性不提，近年来欧美投行的交易角色退后，销售角色放大，是不争的事实。
2015年4月，A股爬上4000点，人民网一篇题为《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的文章，一时疯传。
A股的波动性很高，上下波动5个百分点很正常，但其实越成熟的市场，波动性越小。
债券交易员整天要盯着GDP、CPI看，这些宏观的数据动不动就会影响她上百万、上千万的头寸。
小萨从MBA毕业后，一直待在大投行，但她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行近年在亚洲的竞争优势在慢慢降低。许多银行开始瘦身，巴不得把一个人当两三个人来用。而且每个投行卖的产品“都差不多”，怎样去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香港社会的价值高度趋同，小萨身边的人大部分都做金融，当律师、医生，追求赚钱、养家、成名。
奋进的保安
跟金融圈沾上一点点边的时候，蔡庆已经在成都混迹了八年。2004年，作为物业公司保安的蔡庆被安排到一家期货公司做大堂保安，月薪580元。那一年，成都市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450元。在期货公司，蔡庆近距离地看到里面的员工每天都西装革履，非常羡慕。
出市代表是券商、期货公司派驻交易所的场内交易员，也就是“红马甲”。
随着交易电子化，“红马甲”后来逐渐消失在交易所。2000年至今一直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工作的出市代表S告诉我，出市代表现在的工作比以前轻松一些，也不再穿红马甲。她现在主要处理一些期货公司跟银行和交易所之间的业务，到席位上查查单子，看看资金等。
如果把2005年到大连商品交易所做“红马甲”算作蔡庆入行，他在这个行业已经待了足足11年。11年期间，蔡庆看到过无数从身边掠过的财富故事。
蔡庆在期货公司做大堂保安时，经纪人童威（故事见后文）做代客理财，收入很高，在成都市一环路边上有房产，有车。童威2005年成为全职交易者。在最近一次跟蔡庆聚餐时，童威对蔡庆说：“这十多年我都白混了，全部在‘天胶’耗过去、耗过来的。你当时还是个保安，现在都是营业部老总了。”他做天然橡胶期货，一直做期货，股票碰都没碰过。“他已经40多岁了，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市场淘汰了，但是又离不开这个市场。”蔡庆说。
生活已经如此艰辛，交易风险是蔡庆不能承受之重。“我从农村出来，一步步走过来，我不愿意全部赌在这上面，哪天倾家荡产，这是不可能的。我要知道哪些事情是我该做的，哪些是我不该做的。”蔡庆说，“90%的客户都亏钱，我不会是那10%。”
蔡庆坦率地说，期货讲的风险管理、对冲、衍生品、统计、量化交易、金融工程这些他搞不懂，仅仅是人情不足以帮他维护期货的高端客户。他只能服务一些中小散户，但这个群体注定不是未来的主流人群。
”野生“女交易员
2007年11月，在大部分同学准备寻找人生第一份全职工作时，财经大学毕业的慧哥在为教师资格证奋斗。
这是一套180平方米的复式住宅，有四个房间，慧哥住楼下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卧室。另外三个房间的主人同样来自内地，他们合伙成立了一家私募基金。慧哥以交易员的身份跟私募基金合作，没有工资，没有社保，收入全靠管理资金的利润分成。她说这种身份，在行内叫“野生”交易员。
慧哥做套利，在自己的交易思路和能力范围内，有套利空间的市场她都会尝试。她做过股票、期货、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现货、境外黄金、白银、道琼斯指数、日经指数……
慧哥大学念计算机专业。她自称“学渣”，也不懂金融，进入期货公司后备考期货从业资格证，才开始系统地积累金融知识。之前她根本不懂期货交易，领导从期货交易的四个功能键开始培训。
套利交易常需要在关联品种的同时建立方向相反、数量相同的头寸。慧哥和搭档完成这个动作要手快、机灵，配合也很重要。她们有时候甚至会喊着“一二三”来同时做这个动作。有时候一个人的单子下进去了，另一个人则没有，甚至可能下错单子，两人就“脑袋一蒙，不知所措”。那需要平掉错单，或者让下单失败的人追单。现价追单很难，但到底优先几个tick，就靠经验了。“比如下面的单子很薄，判断价格可能下挫一点，如果恰恰下面的价格对我更有利，我就会尝试去挂一个单子。”慧哥说。刚开始会状况百出，但大部分时候，这是一个轻松的工作。“有时候一天都在不停地下单，身体比较累，但脑子比较轻松，也没什么负担，只要执行就好。”慧哥说，就跟打游戏一样。
慧哥前后在期货公司做了四年交易员，团队管理的资金量最大时达到3500万。“那几年每年差不多能做30%左右的收益，回撤不超过8%。”
交易员的工作待遇平淡，慧哥每个月三四千元钱的工资，好的时候可以达到七八千，“奖金完全看领导的心情”。但四年的经历让她对交易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愫：“这是一个更公平的游戏，不拼关系，不拼背景（也是相对而言）。这是个唯利是图的行业，但更重要的是，你是对的，那就很有成就感。很多时候，市场也会告诉你，你是错的，那就认。”
她的作息紧跟开盘时间，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坐到电脑前，次日凌晨3点左右睡觉。“夜盘收盘，能睡得着就睡，反正睡得着睡不着第二天都要准时到岗。”慧哥说。交易日她几乎不会离开交易室。每个周六上午，她都在补觉。
其实回头去查数据，到10月31日，慧哥两个月的收益是6.6%，这是挺漂亮的数据了。慧哥解释说，大概是因为陌生的环境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而因为资金量小，她还有生活压力。
慧哥合作的私募基金也经历了磨合的阵痛，最初的四个合伙人只剩下两个。W原本做上交所的分级基金，但是现在市场流动性差，以前的策略难以为继，正在研究新的股票策略。而慧哥面临的问题是，2015年12月后她的交易就很难挣到钱了，2016年春节那笔交易她回撤2%。“资金是逐利的。几个月没有收益对交易员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资金方可能就会动摇了。”慧哥说。
2016年5月，慧哥的产品如期完结。2014年8月1日的产品，一年期收益为23%。2015年5月1500万的产品，一年期收益为21.4%。表现差强人意，但慧哥已经疲惫不堪，市场环境不好，自己状态也差。她给自己放了假，带着父母去三亚旅游。
享受孤独
三人供职于上海一家私募基金。用自营资金做了一年交易后，他们感觉可以挣钱了，开始发产品，主要做期货交易。现在产品募资即将结束，他们突然被告知主要策略因银行的原因无法派上用场。
熬在办公室，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用2008～2013年的数据回测，排查比较大的回撤，修正策略。因为策略参数比较复杂，选择的股票较多，有时候一次回测需要花六七分钟，快一点的两三分钟。
一年半过去了，三个人拿着一个月4000多元的工资，在黄浦江边这间豪华办公室，没日没夜地研发策略。
韩超和两位搭档接触量化投资是念研究生时在学校参加了一个“量化培训班”，后来三人又同时在成都的一家期货公司金融工程部待了近一年，接受了量化投资的启蒙教育。“当时我们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培训，接收到的理念都是当时最前沿的。这也是我们有信心出来闯荡的原因。”韩超说。
回头去总结，韩超说，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时间是有价值的，二是参数一定要少，策略要足够简单。
阅读是一件微妙的事情，它可能没法直接给你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阅读会在某些时候回馈你。
投资的关键就是洞察世事的兴衰，弄清人们情绪的潮流。这就是小说和诗歌的作用所在。
当然，极端情况的应急反应，书本是没法教会你的。“很多人看了经济危机的书，以为懂得应对崩盘了，真的崩盘了却束手无策。
7月中旬，韩超买入沪深300ETF，抛空股指期货进行套利。头两天挣了钱，他觉得策略可行。韩超再次正常买入ETF，准备抛空股指期货时，发现账户没法开仓了。在那之前，媒体曾报道有部分投资者被限制开仓。
8月到9月期间，连续一个月，韩超每天都在亏钱。两亿的盘子，每天浮亏4万～7万，很小的比例，但是每天都亏，亏到他麻木。“你每天都是一个loser——你错啊，守着那堆烂东西等待发芽。”韩超沮丧地说。
beta系数为1，说明投资组合紧跟市场，更高的beta系数预示更大的波动性、更大的风险。
“千股停牌，千股跌停，这叫系统性风险；你想减仓，80%的仓位减不掉，这叫系统性风险；市场上的套利机会突然没有了，这叫系统性风险；股指期货开仓开不了，这叫系统性风险——回测里根本就没法写。”韩超说。
他以前依赖的beta值，系统算不出来了。
一位长辈经常提醒韩超，要他学会缓解心理焦虑，不要总是想着赢：“你的眼睛里要是有一股凶狠的劲儿的话，你就完蛋了。”
他的搭档曾经毫不掩饰地对他说：“你只要开始放那种什么摇滚就完蛋了，你要买，我肯定卖。”情绪激动的时候，韩超喜欢打开手机里收藏的硬摇滚，比较高频的是AC/DC乐队。
韩超曾亲耳听见某名牌大学毕业的交易员说，“赌一把”。“有的交易员不紧张亏损，因为亏的都是客户的钱。他们愿意赌一把，一战成名，或者让客户去‘死’。”韩超说，“我肯定不会去赌，道德问题是其一。这时候你去赌，可能赌掉你的职业生涯。”
在一次喝茶聊天中，韩超和他的朋友周密聊到这个话题。周密是一位年轻的期货交易者，本科学心理学，毕业后做市场分析，2012年开始做期货交易。他起初在上海一家能源公司做化工品贸易，后来辞职，成为全职交易者。2015年他已经通过交易，成了“第一位数比较大的百万富翁”。
在跟仓位的斗争中，韩超的团队一直在研究新策略。他们严格控制新策略的仓位，不断试验。直到第四个新策略，他们才重新回到挣钱的轨道。
这个行业特别现实，赚钱是好汉，亏钱是笨蛋。个人投资者可以在行情不好时清仓休假，但做产品就不一样了。“管别人的钱要跟时间赛跑，必须在约定时间内拿出成绩。”
2016年春节前夕，韩超的团队离开了合作的券商。两只产品之中10月份结束的净值是1.09，另一只在他们离开时也在1.09左右。随后，他们三个人的小团队也宣布解散。四年多合作下来，他们对交易的理解分歧越来越大，长时间的境遇不佳放大了这些分歧。重新选择时，大家决定不再继续合作。另外两个搭档，一个继续做交易，一个回到四川做金融类工作，但不再做交易。
韩超学习交易就是从量化、程序化开始的，但在几年的实践中，有些困惑他一直没有解开。他认为计量经济学、统计、量化交易都是用过去告诉未来，是一种归纳法。但世界永远是变化的，更适合演绎法。
他做期货的策略脱胎于海龟交易法则——趋势交易，但凭什么大家都能通过这个法则挣钱，这是他很疑惑的。类似的还有均值回归等理论。
现在的韩超似乎更加淡定了。他现在可以做到两三天看屏幕，没有机会就不做交易，这在以前他是做不到的。以前他做期货基本上是10%、20%的仓位，现在如果看准，他会加大仓位。不过如果判断失误，他砍仓砍得快而坚决。他说，这是量化交易带来的好习惯。
在韩超看来，交易也是一个平凡的职业。他说，交易员需要学会享受孤独，而不是陷入寂寞。“享受孤独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该我们了
2013年3月初，张展在一家投资公司以投资总监的身份管理一只产品，做期货、趋势跟踪。产品发出来就遭遇持续回撤，3月、4月、5月，时间一层层洞穿新老板的耐心。
2012年6月到2014年9月，大盘都在2000点左右来回震荡，这是趋势跟踪策略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这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张展的策略都没有大的机会。他说，这种行情，趋势交易者得挨过去。而很多人在这种行情中都坚持不下来。
“他也是正常人的思维，喜欢盈利，讨厌亏损，喜欢短期暴利胜过长期稳定盈利。”
“其实到1.2，我们已经不容易亏钱了，操作也变得从容了，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张展不无遗憾地说。但是，产品清盘了，合作也结束了。
不过市场中大大小小的趋势，成型或未遂的趋势，会让这些鱼看起来奇形怪状，有的鱼头很大，没有鱼身、鱼尾，有的鱼头、鱼尾都完整，唯独鱼身奇短无比。这都要求趋势跟踪者变得更敏锐，否则花钱买了鱼，鱼汤都喝不到。
原本念通信工程专业的张展，因为无意中读到《一个华尔街瘾君子的自白》，拐进了金融行业。他大一就开始到证券公司实习，大二进入一家投资公司实习。在投资公司，张展跟一个期货行业的老江湖学习。老江湖在期货行业有多年的交易经验，创造过无数神话，也爆过很多次仓。他总结这些年的经验，做出成型的策略。张展直言不讳地说，他的策略是站在这样一位“巨人”的肩膀上做出来的，这让他少走很多弯路。
“经过复杂的测试和研发，我信心满满地把策略挂上系统跑实盘，却发现实际情况跟测试完全是天壤之别，经常亏钱，天天回撤，滑点巨大，盈利不达标等。非常难受，然后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策略，怀疑自己。没多久便中断了原有策略的运作，开始优化策略，改参数，换策略。结果刚一换完，行情来了，原来的策略本来该赚大钱，结果没赶上，反而新策略又亏了，完全搞反了，如此反复……”
“我们跟大家通常看到的不大一样，也不怎么看盘，赚钱了就打游戏，亏钱了就看看书，让自己平静下来。”张展说。
对个人而言，张展觉得金融交易公平，不拼爹，不靠关系。“你有多大能耐，市场就给你多大回报。你从华尔街回来，你从哈佛回来，我们在同一条起跑线。”张展说。所以在他看来，这也许是现今中国白手起家最具可能性的两个行业之一，另一个是互联网创业。
张展的太太周懿告诉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张展没有工资，没有客户。他就打开地图，到一家一家投资公司去推销自己，但并没有打动什么有钱人或机构。有一次张展要进一栋高档写字楼，因为皮鞋太脏，被保安拦住没让进。“成都灰大，在外面晃久了，皮鞋就脏了。”周懿说。
张展搬到上海后不久，我有次问他什么时候回成都。原意是问何时回去探亲，他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回答道：“不回了啊，之后就在上海买套房子，就2000万嘛！”跟我2015年8月第一次采访他时相比，他的心气已经大不一样。
2017年2月，我在上海拜访张展，他的管理规模已经接近十亿元。去年夏天还在谈“做国内做量化趋势CTA的顶级私募机构，短期目标是三年做到十亿规模”，现在张展的目标是“做国内顶级量化投资机构，三到五年做到百亿规模”。
“以前我们希望跟市场大佬做比较，后来我就不愿意跟别人做比较了。”张展说，“（这）表达的不是一种狂傲的情绪，表达的是我们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不在意跟任何人做比较。或者（把）在某个地方拿一个排名，作为我们的职业规划或人生目标。我们就是第一，也不需要跟别人去争，也不需要跟别人去谈。怎么说呢，就像是，不要跟这帮凡人一般见识。”
他们有的产品止损线设到了0.95，用于期货的初始仓位不到10%，最高不超过15%。
在地铁上，他们看到很多人没有笑容，认为这些人可能被魔都的高房价压垮了。但张展觉得那些人不快乐，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跟城市不匹配。也许他们本来就该被这座城市淘汰，因为这座城市要引导世界金融的发展，就应该留给精英。
张展多年的好友、同为基金经理的曾盛敏说，张展的确看起来变化很多，但是一说到交易，说到风险控制、仓位管理，他就变得非常理性。
“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能力本来就在那里。现在离我们的能力上限还远得很，稍微努力一点儿就可以达到。我们只是顺其自然地把我们该做的问题做好。”张展说。
永不嫌多
从小到大，王磊读书都不费劲。他青少年时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参加高考，因为他直接保送了南京大学天文学系。王磊在小学五年级就显露出理工方面的天赋。跟小朋友们玩24点屡战屡败之后，他回家自己编了一个程序，然后找那个经常欺负他的同学去比赛，结果程序帮他“找回了场子”。
研究生两年，王磊全身心投入金融。他两年内考完了三级CFA（特许金融分析师）、一级FRM（金融风险管理师）。“那时已经领悟到人生的艰辛，就特别努力了。”王磊这么解释自己的转变。
在伦敦工作多年的交易员范庭乔说，散户和专业玩家的操作标准不同，自有基金和机构基金的玩法又不一样。他说：“我也有止损，也有double（双倍加仓），但大多数double的时候我都会尽量不考虑之前的仓位，根据当时的情况单独判断新交易指令。”
摆脱”安全感“，走出”动物性“
接到电话时，思凯和他的合伙人在上海做市场调研。他们的金融科技创业公司从3月份开始正式运转，现在公司加兼职一共16个人，全职和兼职大概各占一半。在风险投资资本未到位前，运营烧的是几个合伙人自己的现金。
思凯和合伙人都是数理背景，之前都在金融机构任职。他们想做金融科技，开发的第一个产品是针对A股的，基于数学模型上的事前风险预测模型。思凯把这比喻成“给散户和机构做CT和MRI”，它跟事后斩仓等粗放的风险管理有本质的不同。
作为曾经的基金经理、跨国公募基金“买方”，思凯之前去上海出差至少也要住威斯汀级别的五星级酒店。现在，公司出差的标准定在每人每晚250元。也就是说如果两个合伙人同时出差，可以住500元一晚的酒店标间。
思凯的几个合伙人跟自己一样，清一色的北京大学＋海外数理背景，因此也常常被批评“理想主义”“不接地气”。这次走了一圈下来，他们对国内的金融产业链比以前更熟悉，至少比以前更接地气了。
思凯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在美国拿到政治学硕士后转读金融学博士。虽然这辈子读书一直很顺，但他一直到博士快毕业，都不确定自己的职业会如何发展。他曾经去美国本地的一个文具直销团队找过工作。
上班第一天，还搞不清楚什么是“量化”投资什么是“基本面”投资时，思凯就感受到了两派的迥异风格。他自己所在的量化团队可以静悄悄地工作一整天，大家默默不语地编程，做模型，偶尔说一两句话也就是叮嘱交易员下单时买慢点或买快点。
相比之下，基本面投资团队从头到尾都“热火朝天”，他们不停打电话给卖方，问关于公司基本面的各种问题，讨论叫骂，吵个不停。
虽然quant的工作有时比较轻松，但思凯也感受到了“每天都在编程，不怎么跟人接触”带来的负面效果。他说：“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团队（我们）从来不见。公司做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比如CEO被解雇我们也不知道，公司IPO、配股也不会找你……工作几年，你对金融产业链都不了解。”
思凯发现，哪怕是跟公司聊天，基金经理问问题的水准也参差不齐。每次跟CEO开会，总会有基金经理去问“销售增长”“资产负债”等在他看来“没有意义”问题。面对公司主席，优秀的基金经理倾向于问一些高屋建瓴的战略性问题。“比如，今年的战略到底咋回事？又比如，你大部分项目在北京的情况下，你为啥子突然在武汉买个地？你把管理层拉到那儿去成本提高，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这些年来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工作经历，让思凯认识到中国的散户和机构在对风险控制的认识和操作上跟国际标准存在巨大鸿沟。
对于思凯创业的决定，L说自己“无条件支持”，哪怕这意味着全家要跟舒适的香港生活告别。创业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思凯和L已经准备好承受最坏的结果：“反正饿不死——大不了我再回来找工作。”在做决定的这一两年，思凯深刻思考了人对于所谓“安全感”的留恋，他把这称为人的“动物性”。动物除了关心吃穿，并无其他追求。他花了很长时间摆脱“安全感”对自己的束缚，克服内心的恐惧，走出“动物性”。
从买方到卖方，从金融机构的螺丝钉到科技创业公司的CEO，思凯经历了无数第一次。
几个星期前，几位合伙人决定裁掉一位工作表现没有达到预期，名校毕业的IT员工。这对从来没有裁过人的几个合伙人来说，也是第一次。
为速度而战
比歌和太太曼迪在纽约相识，一起返港。他们安家在新界西贡区的新镇将军澳，离中环约16公里。总面积600尺（合56平方米）的两房小家虽不可“三面下床”，却温馨舒适。
清晨4点40分，比歌走出家门，坐上在楼外候客的出租车。
快速、准确的信息是金融交易的基础。彭博的生存之道就是提供这样的信息给交易者、基金经理等业内人士。
平均下来，比歌每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以上，发布40～80条新闻标题。这些新闻标题会实时出现在彭博终端，成为金融机构和交易员的参考。
“速度记者”有点像战场上的冲锋队员。如果遇到突发新闻，比如央行降息，比歌有绝对的权限直接发稿，不需要经过编辑审查和修改。
对于关注上市公司的速度记者们来说，最忙最累的就是财报季。加入彭博的第一年，比歌遇上财报季，他平均每天要发超过100条新闻标题。
2015年7月的一个早晨，比歌离开了自己奋斗了四年半的战场。他早上9点走进办公室，通知人事。12点之前，他已经办完手续，连桌上的东西都不用自己打包，只要打个招呼，彭博会负责打包并送到员工家里。相比起入职的繁复和漫长，离职显得那么轻松。
跟比歌同时期当记者的朋友大多已经转行，有的做公关，有的当房地产经纪人，有的进了保险公司。过了三十而立的年龄，比歌也开始关注人生的其他维度——虽然他还没有清晰的目标。
以期货为生
6月份，童威逮住机会，如愿进入期货公司。他很快发现，期货公司根本不关心文凭，能拉到客户就是一切。那正是期货行业混乱无序的年代，在童威入行的头一年，国内运营的期货交易所猛地从7家增加到33家，到1994年已经超过40家。这个数字基本上是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期货交易所的总和。
童威入行那个月，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在全国期货市场监管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期货市场存在交易所数量过多，交易品种重复，期货公司和经纪公司运作不规范，盲目发展境外期货，地下交易盛行等的问题。政府对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态度坚决。不过地方的乱象没那么快销声匿迹。童威一入行就见识了期货公司跟客户的对赌。概率上讲，散户做期货能持续盈利的凤毛麟角，所以期货公司有这个底气。当时成都的一些期货公司做外盘交易，客户的单子根本就没有递到交易所，比如做恒生指数，“隔壁就是香港”。
经纪人的工作除了拉客户，还要每天跟客户汇报、分析行情，甚至给出投资建议。为了让自己的佣金最大化，很多经纪人在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时都盯着客户的交易频率。有两个同事一起服务的一个客户每天坐在大户室拿坐标纸画K线，前后拿了过千万资金做橡胶期货。客户赚了一点点同事就喊客户跑，亏了一点点也喊客户跑，因为他们只在乎交易量。
1997年，童威供职的期货公司因为挪用客户保证金被取缔。他辗转两家期货公司，在一家新成立的期货公司参与筹建、测试。流程走通后，董事长的一句话把他气走了。董事长说：“我是不信任经纪人的。”
代客理财一直处在灰色地带，客户即便一分钱不给童威，法律也不会帮他。
大概在2003年左右，童威接触到一位都江堰的女性客户。这位客户先亏了钱，拿着两万元找童威帮忙做，30%的利润分成。几个月后这笔钱做到六万多，分成的时候客户让童威到她租住的地方。“煮了多丰盛的一桌菜，穿了多性感的一身就出来了。”童威回忆说，“我就知道，这个钱要不到了。这很明显了嘛，但是你敢吗？你不敢啊！算了嘛！”
2004年年底，童威的儿子出生。因为前前后后伺候老婆孩子，他经常不按时上下班，还让同事代他打卡。时间一久，领导不高兴了，年底他负气辞掉了工作。他一边自己做交易，一边寻找一些代客理财的机会。
十年的老手，一次打乱自己的交易节奏，得到的就是一个爆仓的结局。
随后的交易，童威心态失衡，毫无章法。他一直非常警惕自己的本金，“做进去就想赢钱，浮亏一点就受不了了。说白了，就是太怕亏钱了”。
离开期货公司，童威就靠交易和代客理财的分成活下来。吃过几次亏后，他设好代客理财的规矩，先定好止损线，0.8、0.7不等，亏损算客户的，如果盈利超过30%，他要分成30%。
客户中午把分成转给童威时留言说：“我把钱转给你了。我知道，如果我不转，下午你是不会开仓的。”童威坦言，的确是这样。这个行业就是这么现实。
反观自己的一些同学、朋友，一年好像没做什么事情，经济收益却不差。一个同学在电力系统攒了些资源出来，做点买卖，一年轻轻松松挣二三十万。童威一天经济形势、电视新闻、K线分析，看起来懂得很多，但期货公司的人脉能做什么呢？“无非就是老总卖点面子，手续费降低点”，但不会拿钱给他管理，也不会介绍客户给他，反而还希望他给期货公司介绍点客户。
目前，童威揣着十多万的资金在期货市场谨慎游走，一家人在成都过着平静的生活，偶尔开车到成都周边转转。周边国家的出国游他都不愿意去。“不见得真拿不出这笔钱，但花了我会心痛。”童威说，“因为我用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生产资料’。”
”囚“室里的北京梦
杨春租住的房子原本是102平方米的两居，被改成五个房间，共住着八个人，他住在客厅的暗隔。暗隔由胶合板围成，三间暗隔完全占用了客厅和餐厅，拳头打在木板上，会有砰砰的声响。杨春住靠近里面的暗隔，大概六七平方米。房间里一张大床，进门左手是一张课桌样的简易写字台，上面摆放着杨春的笔记本电脑和几本佛教、中医书籍。墙角是一个80厘米左右宽的衣柜。房间靠过道的一面墙开了一个小小的窗户，边长大概20厘米。
杨春所在公司的客户多是活跃在附近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据杨春的观察，他们大多有炒股的经历，平时打牌，一天可能几千上万的输赢。
杨春的电脑包里放着一张统计客户交易的Excel表格，13个活跃账户中最大的平仓亏损超过80万元，最大的平仓盈利超过1.5万元（共四个账户平仓盈利），手续费最高的接近1.5万元。
2015年6月股市开启暴跌之后，舆论试图寻找股灾真凶。国外做空势力、程序化交易、股指期货都曾陷入舆论漩涡。7月份，部分投资者的空单开始受限，没有任何解释。随着中金所连续出台提高交易手续费，限仓等措施，到9月上旬公司业务已经处于停滞状态。
明人陆树声《病榻寤言》中的句子：“人之有生也，则有生计。自一岁至十岁以上，为身计；二十至三十以上，为家计；三十至四十以上，为子孙计；五十至六十以上，为老计；六十至七十以上，为死计。”
2016年春节后，杨春专门去朋友的一家便利店帮忙20多天，了解这个行业的基本运作。考虑到成本投入，他决定从小店面做起。这个计划最终因为杨春太太的反对而搁浅，她觉得一个大男人弄个小店面卖肉，有失体面。
